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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叶，“资方”和“劳方”按现代方式不断扩大和完善各自相对立的组织。许多旧式公司被责任有限公司所取代，由领薪经理构成其管理机构。这种变革通过聘用大量专业人员来适应新时代的技术要求，并防止了效率的降低，而在过去这种低效率使得许多旧式家族企业在精力充沛的创业者之后的第二、三代手中破产倒闭。而且这也是公司摆脱个体创造，走向集体化和市营、国营迈出的一步。铁路公司，虽然仍是为股东谋利的私有企业，但还是与旧家族企业大不相同了。与此同时，大城市也开始涉足实业界，为纳税人提供照明、电车及其他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及市政企业的发展导致了重大后果。对资本与企业的如此大规模的非个人操纵大大地增加了作为一个阶级的持股人的数量及其地位的重要性。他们在国民生活中代表着非责任性的财富，与土地及土地所有者责任相分离，几乎也同样与企业的责任经营相分离。整个19世纪，美洲、非洲、印度、澳洲及欧洲的部分地区都靠英国的资本发展起来，而英国股东则因世界性的工业化而大发其财。像伯恩茅斯和伊斯特本这样的城市的兴起是为了给大批“舒适”阶层提供居住场所，这些人靠自己的丰厚收入而不工作，除了领取红利，偶尔参加股东会议向管理人员发号施令外，他们与外界没有联系。另一方面“持股”就意味着悠闲和自由，维多利亚后期许多人视之为伟大文明的最高目标。
这种股东不了解他们所持股的公司里工人们的生活、思想和需求。他们对劳资关系也不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领取报酬后代表公司经营的经理与工人和工人的需求形成更加直接的关系，但甚至他也很少像正在被淘汰的旧式家族企业的家长制中的雇主那样对工人有着亲近的、个人化的了解。的确，单说公司的经营规模和所用的工人数量就使建立这种个人关系不可能了。然而，幸运的是，工会的势力和组织在日益壮大，至少在各技术行业是这样，这就使工人与雇用他们的公司经理们地位平等了。罢工和封厂的严酷惩罚使双方学会了互相尊重对方的力量，理解公正谈判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