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很难区分一位浅啜蒸馏咖啡的艺术家和一位吞饮卡普契诺的银行家——但这不仅仅是风格问题。如果你去调查人们对于性、道德、休闲和工作的态度，会发现现在越来越难区分反传统的叛逆者和维护传统的企业人士。大多数人似乎将反叛和追求社会地位提高这两种态度糅合在一起了。

这些“波波”们只不过是一群延长着青春期生活的普通中产阶级。他们感兴趣的，或者“与己息息相关”（比如堕胎或枪支管制问题），或者远得不沾边（如雨林，西藏或第三世界贫穷的问题）。但是他们很可能会通过消费来表明自己的良知，欣慰地认为收集异域风格的手工艺品就是在帮助某些地方的某些人。

受“精神参与”的鼓舞，却又惟恐自己变成道德的圣斗士和狂热的宗教信徒，他们会尝试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只要这些做法安全且适度。他们会为具体的违法行为而动怒，如虐待行为和种族歧视，但是对于似乎不对任何人造成明显伤害的谎言和小过失却无动于衷。

他们是在反对精英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另一群精英。他们天生就是现行秩序的反对者，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本身又成了新的社会秩序的代表。他们富而不贪；他们会取悦长辈，但不盲从；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步上升，却没有太明显表现出对下层社会的藐视与不屑。

在人们为“波波”们的“乏味政治”感到悲哀的同时，他们却胜过那些缺乏容忍且好战的先辈精英们——他们起码会把购物变得更为有趣，并且对于建设美好社会有一套很好的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