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凌晨四点，在这个荒芜的切尔西街区，我邻居看到的景象并非不寻常。他同20世纪80年代纽约人的反应一样，认为她只是大批疯狂的人中的一个、或是又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个瘾君子、醉酒者。他甚至没有考虑下楼去帮她，毕竟，那天还有无数人等着帮助的人，而他并未提供帮助。这么做将会花费自己难以匀出的几个小时、几美元，所以，我的邻居像我们每个人那样，回去睡觉了。

我不能责备他。凶杀事件在我的窗前发生时，我正坐在起居室里。失眠的我正在喝热牛奶、翻着一本旅行杂志，从头到尾都忽视了外面女孩奇怪的声音。事实上，我甚至没有想到站起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在纽约居住多年的经历训练了我，你所听到的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只是个醉汉或游民。

几小时后，侦查人员审问我，我羞愧地承认了自己所听到的声音。或许那不是她的声音，但是也或许是。要是我不这么自鸣得意，要是我走到床边，或许我能做些什么。隔壁的医生说没有人可以帮助她，但是我告诉自己，我本可以帮她，或是确保她的安全，甚至或者是记下攻击者的样子。至少她不会这么可怜地死去，她的邻居们把她忽略了，因为他们以为她是一个醉汉，而事实上，她是在寻求帮助。

这应该是我们生活中常有的反应，起初会出于同情，就对弱者提供帮助，后来发展成每天被这些人拦着路，他们是穿着垃圾袋的人、门口晕倒的人、在地铁上大声哀求的人、或是展示毁伤的肢体的人，试图得到一些施舍。这么多的这类人已经消磨了我们的心灵，你必须变得无情。

谋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正把受害者流在人行道上的血污洗去，这时候，穿着正装的人川流不息地经过，他们臂弯里夹着报纸和手提包，小心地避开路上的血污。似乎没人留意到或关心我在做什么。没人问是怎么回事，人们把视线移开--避开这一痛苦--把心思集中于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死者只是另一件要归档的事故，只是这个陌生的地方的另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