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里尼瓦桑: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和平示威还是暴力示威都会改变政治格局
奥马尔·瓦索:我回望了上世纪60年代的暴力抗议和非暴力抗议 。在那些年里,有数千次抗议事件 。我发现的是抗议非常有助于产生压力 。此外,新闻报道预测的民意变化是怎样的呢?上世纪6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大批非暴力抗议事件,这些事件都以与民权有关的标题上了头条 。上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更多的暴力抗议,我们看到了更多与暴动和民意变动有关的报道 。人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犯罪问题和暴动问题 。
哈里·斯里尼瓦桑:是与表达有关,还是与实际行动有关呢?意思是不是:如果非暴力抗议朝某个方向带动民意,那么暴力抗议是否有反向效果呢?
奥马尔·瓦索:在这个问题上,表达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想抗议的策略和媒体的报道很重要,两者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抗议者当然有能力就自己要采取何种策略做出选择,也可以选择辞藻上用什么策略以及要做哪种事情 。比如,上世纪60年代,我们看到抗议者有很强烈的意愿想要制造出惊心动魄的图片,为自己造势 。用上世纪60年代的话来说就是震惊全国的良知 。媒体的用词方式在这里有主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是否能透过抗议者的双眼和警察的双眼来看透他们的所想是非常重要 。所以,是以司法为中心的表达还是以警察为中心的表达对于改变民意有着很大的作用 。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我们注意到有暴力抗议的数量增加,表达方式从以司法为中心转为以秩序混乱和暴动频发为中心,这种表达方式的变化对公共观点有很大的影响 。
哈里·斯里尼瓦桑:人们有一个问题是——这会对11月的总统选举有何影响?
奥马尔·瓦索:上世纪60年代,我注意到很多国家更贴近于非暴力抗议的国家在与黑人权力有关的联盟里投票更多 。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 。民主党成为代表黑人利益的党派 。我们注意到接近于非暴力抗议的人群有某种自由化的效果 。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接近于暴力抗议的一些国家投票会更谨慎一些 。
哈里·斯里尼瓦桑:所以,每当我们看到和平抗议的时候,我们的反应都是与人权和民权有关的内容 。但当我们看到暴力抗议或者暴动的时候,我们的反应都是希望有更多的法律和秩序,我的总结您觉得正确吗?
奥马尔·瓦索:正确,我觉得这个总结很精当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一开始就要有通过弗洛伊德死前录像中看到的愤怒感和悲伤以及震惊 。是的,看到一名警察对一名手无缚鸡之力的市民做出这样的举动,会让民众觉得很愤怒 。而当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在暴力事件上时,有一群摇摆不定的选民会表示说自己挺关心这个问题 。还说这种事情会动员自己 。但当对话演变为抗议者发起的暴力事件时,对这些摇摆不定的选民来说,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 。抗议会让这些选民动摇,这是我从60年代的历史中观察到的现象 。所以抗议者会用的一种言语上的策略是劝说对弗洛伊德有同情心的选民以及忧虑社会秩序的选民 。
哈里·斯里尼瓦桑: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奥马尔教授的分享 。
奥马尔·瓦索:谢谢你,哈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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