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译文:

《京都议定书》是在保护地球气候系统方面迈出的历史性一步。我们知道，工业化国家历史上 是形成人为温室气体的主要原因。它们已同意制定高标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减排标准。例如，美国承诺在2008年至2012年间将其排放量减少至比1990年低7％的水平。整个工业化国家承诺在同期将排放量 减少约5％。//

美国自1990年来经济增长迅猛，考虑到这个因素，从许多方面看，美国的目标都是最野心勃勃的。按目前 情况推测，美国必须在其惯常排放量的基础上切实减少约30％的排放才能达到其京都目标。这个数字与整个工 业化国家要求的约12％的减排量形成鲜明对照。//

然而，单独来看，京都目标只不过是全球排放量在急骤上升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停顿。因此， 《京都议定书》的重要性不在于最初的减排数量上，而在于其气候控制制度的内容上。我的意思是决定中要包 括如下内容：要限制一组6种主要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不只是限制碳的排放；要规定多年的责任期而不是仅一 年的目标；要采取措施将碳从空气中分离出来，贮存在地下，这通常称作碳吸收或“碳汇”。//

而《议定书》最重要的结构型创新是建立了多种新机制以利用市场力量来决定如何及在何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第一种新机制就是排放贸易，即允许发达国家间通过交易排放额度来实现减排目标，从而保证了以最经济的方式实现减排。//

在美国，我们曾成功尝试交易导致酸雨的二氧化硫的排放额度。结果，我们比预计的速度更快地减少了此类污染，只用了估算费用的一小部分而实际上却100％的实现了目标。//

《京都议定书》还建立了“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该机制鼓励发达国家的排放者通过诸 如投资清洁能源项目等方式来减少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京都议定书》的另一项机制是允许国家之间 转让他们最初规定的排放限额，从而调整他们在《京都议定书》中的目标。欧洲联盟已从这项机制中受益。欧 盟成员国把各自的排放额度汇在一起，联合使用，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跨国排放标准。//

总之，京都会议的最大成就就是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建造了一个持续、基础广泛和经济核算的行动框架。同时，京都会议也留下了一系列尚未解答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如：

——在实践中如何操作京都机制

——如何为议定书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可预见的、公平的遵守机制

——如何确定碳汇的作用。//

另外一系列与政治有关的问题也悬而未决，如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和国内行动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议定书》通常被看作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任务。//

第四次和第五次缔约方大会京都会议之后，人们很快清楚地认识到，在国际社会所洽谈订立的关于环境的协议中，《议定书》无疑是最为复杂、涉及面最广和最为雄心勃勃的。因此，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所需要的技术、科学、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工作也是前所未有的。//

京都会议后，国际社会一直努力在给《京都议定书》这一框架填充血肉。我们已重申了我们的政治愿望，希望尽快完成《议定书》的有关规定，让其尽早批准和即时生效。我们已重申了我们的决心，要在今年11月份在海牙举行第六次缔约方大会之前，商讨解决尽可能多的遗留问题。//

第六次缔约方大会

尽管大多数国家政府正在为第六次缔约方大会能取得成功而努力工作，但时间只剩下4个月，相当数量的重要问题仍未解决。我想略微说一下为什么“达成一致”如此困难。也许，最有争议的思想分歧之一就存在于欧洲联盟与伞式组织的谈判中，这一组织包括日本、俄罗斯、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和美国等意见相似的国家。//

令人鼓舞的是，欧洲联盟和伞式组织都有共同的根本目标：创建一个保持环境高度完整的气候保护体制。作为一个在环境界有20多年工作经验的人，我可以向你们所有的人保证，以维护环境完整无损的方式保护气候，不仅是我国的目标，也是这次谈判中我个人最高的原则。特别令我感到骄傲的是，美国带头推动建立一个强有力、受法律约束的执行制度，并强化了监督和汇报要求。//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盟和伞式组织在对待《议定书》代价问题上的态度差异很大。欧盟 担心《议定书》的执行，特别是在美国的执行会过于容易。欧洲有些人认为从道义上来讲，我们有责任尽快 地、尽可能彻底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欧盟很多人认为为此经受的短期巨大痛苦和损失是件好事，而不应加以避 免。欧盟还担心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因依靠有效的市场导向作为经营手段，会比欧洲企业有竞争优势，因为欧洲企业必须遵守大量的法规并缴纳碳排放税。//

与此相反，美国及其伞式组织的合作伙伴相信，成本最低、最经济的解决办法会争取到最广泛 的公众支持，让所花的美元产生最大的环保效益。我们担心，在各种情况下，《议定书》的执行都会遇到很多 困难，会对国家经济造成显著的影响。如果向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寻求科学上可行的方法来进行碳吸收，又为什么要反对像限制市场机制这 样增加成本的武断措施。我们相信，如果能够有效运转，市场、而不是政府将决定新技术中的正确投资方向。 我们拒绝接受那种认为应对天气变化就应经历特别的痛苦和损失的观点。//

（节选自<美国副国务卿谈《京都议定书》>，美国国务院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弗兰克·E·洛伊在美国律师协会年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