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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结束了一天的繁忙，独自漫步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路上已经没了人影，我看到这片大地已经开始沉沉地睡去，我看到远处的山上灯光依稀闪烁，我看到天上浓厚的云在游移不停。命运，如同暗夜里的灯火般闪烁不定，高深莫测。就这样，长长的路，漫漫地走，哪里才是路的起点，哪里又是路的终点？
2001年，我到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读博士。初来乍到，既觉得新鲜，又对能否适应国外的环境忐忑不安。第一天，我在校外的“大学城”广场发现一家中国餐馆，便进去点了一份鸡肉盒饭和一杯装了半杯子冰的可乐，结果一回去就拉了几次肚子。第二天，我们十多人在烈日下走了两个小时去办证件，渴了就在路边的投币机花一美元买了瓶从没喝过的饮料，结果喝了一口就想吐：那味道就象咳嗽药水一样。
安顿下来后，才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学校里。也许有些学生冲着拿诺贝尔奖或者攻克世界级难题而出国，但到了美国就会发现能量一下子发挥不出来。为了生存，就得工作。持F-1签证在校外打工是非法的，只能在学校里做助教或助研。为了当助教就得通过英语(论坛)口试，而往往中国留学生的英语口语不好，必须在“上岗”的同时参加英语口语补习班。每周花去二十几小时当助教、上英语课之外，还有繁重的专业课程和各类考试，因此一开始没时间做实验。当时，我很困惑：我来美国是来做科研、发文章的，还是来读英语、教本科生的？出不了论文，将来怎么和别人竞争？焦虑，还是焦虑。
同时，美国的生活是寂寞的。出了国，顿时有种被空降到沙漠中的感觉。很多女生一下飞机就被殷勤的高年级男生接走了，周末有人开车带出去买菜、吃饭、到处玩。而我，只能走路或者骑车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一到了晚上，校园里就没有什么人了，周末更是人丁稀少。回到家就周而复始地烧饭做菜、洗澡睡觉，打开电视机都是些让美国人放声大笑而我却笑不起来的脱口秀和肥皂剧。看着窗外冷冷清清的街道，听着保罗-西蒙乐队的歌，我更感到冷寂。
就这样，我不适应了好几个月。为了生存，我和其他同学小心翼翼地为美国本科生服务着（当助教），避免被投诉。我努力地寻找着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平衡点。我对自己说，不要嫌弃自己科研、学习进展缓慢。能快，就快；不能快，又有什么办法呢？除了把握现在、努力奋进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第二年，老天把故乡的一位女生送到我们学校留学，“万里姻缘一线牵”。确立恋爱关系后，我带着“田螺姑娘”给我做的盒饭，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周末还在实验室，想多测点数据，多发些文章。周末晚上我和女友徒步到超市购物，然后推着购物车到家里。我们还骑着自行车到街上去逛，到餐馆品尝各种食品，如披萨、鸡肉卷、汉堡、三明治、西餐等。偶尔有好心的实验室同事开车带我们去中国城买菜，我们高兴地不得了，买了够吃几个星期的菜，因为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搭别人的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