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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趋势愈演愈烈。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大停滞”是个结构问题——— 意味着它不受商业周期影响。在上次商业扩张期———2002年1月至2007年12月———中等美国家庭的收入减少了2000美元。美国人的收入第一次在一个周期结束时比开始时还减少了。更糟糕的是，长期的收入停滞伴随着一个对于美国而言极其反常的现象：收入流动性的减少。
曾有人说过，“美国对穷人而言是最好的国家。”现在，这已经不再是事实。在今天的美国，要想从低收入者变成中高收入者，机会比在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都要低，甚至英国在某些方面都更具流动性。和霍雷肖·阿尔杰(美国作家，作品多描述穷人艰苦奋斗发家致富)的经典故事正好相反，在今天的美国，如果你出身贫穷，那么相比欧洲大陆的穷人，你更可能潦倒一生。
这两种根深蒂固的趋势加上第三种———激化的社会不均现象———导致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忍受停滞的收入增长是一回事，认识到逃脱无门的绝望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目睹幸运的少数人变得越来越穷奢极欲的时候。“是谁杀死了美国梦？”某次左翼抗议集会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而保守的茶党示威者高喊：“夺回美国。”(茶党是美国新兴政治团体，代表的是下层保守派利益，主要分布在美国南方和中部的农业州，反对大政府、反对未经同意随意加税的群体。名字来源于引发美国独立革命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代表一种造反精神。)
统计数据只能揭示问题的小部分。著名的哈佛经济学家拉里·凯茨提出了最令人信服的类比：“把美国经济想象成一幢公寓楼，”这位轻言细语的教授说，“一个世纪前———甚至30年前——— 它还是令人妒忌的东西。但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它发生了巨变。顶层的豪华公寓变得越来越大。中间的公寓变得越来越拥挤，底层人满为患。更糟糕的是，连电梯都坏掉了。这一点是最最令人沮丧的。”
难怪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告诉民调访问员，他们预计他们子女的生活将比他们的更糟。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30年被认为是美国中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正如约翰·F·肯尼迪所说：“上升的大潮抬起了多数船只。”个人收入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 每一代人的收入相比上一代几乎翻了一番。
虽然造就黄金时代的一大因素是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但即使没有高中文凭，人们也能养家糊口。像她的丈夫一样，康妮·弗雷曼在明尼苏达州北部靠近加拿大的一个工人家庭长大。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她的父亲14岁就离开学校，一生在铁矿工作。在退休前，他的工资达到每小时15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0美元。
30年后，康妮每小时工资只有17美元，而她的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她父亲———中学毕业后还接受了一年的职业培训。生活节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小时候，每天晚上一家人都会一起吃晚餐，”康妮说，她带着中西部口音，元音被刻意拖长“现在这样的机会非常罕见。”
康妮的母亲是全职家庭主妇，她那受教育不多的父亲靠一份薪水就养活了一家人，还送了两个孩子读大学。而康妮和马克两人都要外出工作，两份薪水勉强够支撑一个家庭的开销。他们20岁的儿子安迪患有严重的自闭症，他在当地社区大学学习戏剧，学费还是明尼苏达州政府支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