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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讲，康妮的家庭共有4份收入。“安迪两岁时，有人建议我买一台卡拉O K机，有些自闭症患儿对它有反应。”马克指着一台古老的机器说，“于是，我就这样开始了卡拉O K生意。每周三晚上，这台机器带给我100美元的收入。周六我还要去当地一家卖酒的商店工作。我们需要4份工作才能保持这个家的运转。”
在多数经济学家看来，上述一切都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他们对诊断结果是赞同的，分歧出在原因上。很多左派经济学家指责全球化导致了“大停滞”。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国家的崛起削弱了美国人的工资，导致美国的不熟练、半熟练甚至熟练工人失业。目前，在美国就业市场中，制造业提供的职位仅占12%。30年前，普通底特律汽车厂工人过着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享受医保，还有一份优厚的退休金。现在，这样的工人住在深圳。
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指责新技术爆炸，大部分简单重复的工作被电脑取代。想象过去为老板煮咖啡，记录老板口述的办公室助理。现在她的功能已经被黑莓手机所取代。还有那些后勤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被外包到了其他收入均较低的国家。
还有一些人，比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症结在于政治，尤其是罗纳德·里根1980年上台后推行的保守政策。它们加剧了工会的衰落，导致美国税收体制倒退，抹杀了所有进步的税收政策。
现在，只有不到1/10的美国私人企业工人属于工会。欧洲和加拿大人同样要承受全球化和技术浪潮的冲击，但他们大多数人属于工会，而且他们的医疗保险由国家支付。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家庭破产因重病或意外事故导致。
这些观点相互竞争，但并不矛盾。夸夸其谈某个现象和切身体会完全不同。像弗雷曼家一样，米勒一家是最普通的美国人，他们家所在街道被长长的商业路包围，路边遍布一元商店和快餐厅，在美国到处都能找到这样的地方。只有闷热的气候暗示这是在弗吉尼亚境内，到了美国南方。
弗吉尼亚州佛尔斯丘奇其实是华盛顿特区的郊区。政府的无限制扩张造就了波托马克河两边的常青产业，这里的公司大多和安保、国防、政府服务、政治游说有关。谢琳·米勒家的墙上挂着一张模糊的照片，凝固了谢琳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交谈的瞬间，照片是在庆祝《公平工资法》颁布的白宫庆典上拍摄的。
42岁的谢琳作为弗吉尼亚8000多名个人护理助手———上门看护老人和残疾人的专业人士———的代表和其他几十人一起见证了法案的签署。但是，与总统的短暂见面除了这张照片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好处。那次庆典之后，她的收入不断减少。去年她的月收入为1500美元，现在只有900美元。自经济危机以来，像其他州长一样，弗吉尼亚州的C EO鲍勃·麦克唐纳也开始无情地削减政府预算。
虽然房子面积相当于弗雷曼家的两倍，谢琳的家感觉却更拥挤。除了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一个孙子和她的丈夫之外，谢琳还养了一大群宠物。她看护的病人，26岁的脑瘫患者玛丽萨大多数时候也待在她家。
谢琳体现了很多美国人常见的善良，虽然自己的空闲时间也不多，每周六她还要给一家失踪宠物慈善机构做义工。弗雷曼一家住得比较偏僻，到任何地方都需要开车。而距离谢琳家不到1/4英里的地方就是当地集市，快餐厅、24小时便利店、一元商店等集中于此。虽然地理位置不同，但人的故事却在不断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