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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恐怖分子”一样被押送回国
记者：律师称你是像“恐怖分子”一样被押送回国的。是这样吗？
翟田田：按照法律程序，自动离境应该是由我自己离境，但有一个人可以跟着我办手续，但实际上我是被囚车送到机场，脚上戴着镣铐，腰上缠着铁链子，手铐和铁链子连着。看守人员在囚车上给我一个三明治，我要弯下腰才能吃到。在机场我没能见到律师、朋友和华文媒体，也没能拿到我的行李。对方给出的理由是担心送我的人把我打倒，这个理由非常可笑。我随身带的只有一个在监狱里藏的塑料袋。当时身上的钱还剩40美元，我花27美元买了一个最便宜的小包。从进入机场到临上飞机，所有人都看到我戴着手铐脚镣的样子，我不愿意再回忆这段屈辱的经历。
翟泰山：田田昨晚睡觉脱下袜子，我看到他的脚脖子被脚镣勒出了伤痕，非常难过。
校方找不到起诉理由
记者：检方为什么直到现在都没有起诉你？
翟田田：校方知道没有起诉我的理由，只想随便找个罪名吊销我的签证，遣返我回国。他们以为我在鱼龙混杂的监狱里呆不了多久就会坚持不住自动认罪，这样他们做的所有事情就都变成合理的了。没想到我硬是坚持了几个月。检方本应在6月1日起诉我，但因为没有证据一直拖到现在。
记者：白人女子罗红玫曾控告你“骚扰”，这是你被校方开除的理由之一吗？
翟田田：我和罗红玫是经我的博士生导师介绍认识的。这是我的个人生活问题，与此案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的律师海明要求校方提供停学理由，他们才搬出了这个案件。
记者：媒体和公众在这个案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翟田田：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关注，也许我今天仍然在坐牢。中国媒体关注了，美国的华文媒体关注了，我的罪行才得以一步步减轻。直到我绝食抗议引起《纽约时报》关注，直接打电话给检控官，我才得以从刑事监狱被转移到条件好一些的移民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