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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 《斯诺精神--纪念斯诺逝世二十周年》
我一生有过几次幸运和巧遇，其中之一是三十年代当上了斯诺的学生。当时他的本职是任英美两家报纸驻北平的记者。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间，他应聘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兼了课。斯诺仅仅在燕大教了这两年书，而我恰好就在那两年由辅仁大学的英文系转到了燕京大学的新闻系。我毕业后，他也辞去了这个兼差，去了延安并写出他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
当时燕大教授多属学院派，不管教什么，都先引经据典，在定义上下功夫。而且，大都是先生讲，学生听，课堂上轻易听不见什么讨论。斯诺则不然。他着重讲实践，鼓励讨论。更重要的是，他是通过和同学们交朋友的方式来进行教学。除了课堂，对我们更具吸引力的，是他在海淀住宅的那座客厅。他和海伦都极好客，他们时常举行茶会或便餐，平时大门也总是敞着的。一九三五年春天，正是在他那客厅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史沫特莱。当时，由于怕国民党特务找她的麻烦，她故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斯诺约我去吃晚饭时，就介绍她作“布朗太太”。那阵子我正在读她的《大地的女儿》。因此席间我不断谈到那本书给予我的感受。其实我并不知道坐在我旁边的就是那本书的作者。及至吻吻沫特莱离平返沪后，斯诺才告诉我，那晚我可把史沫特莱窘坏了。她以为我把她认了出来。
在读新闻系时，我有个思想问题：我并不喜欢新闻系，特别是广告学那样的课，简直听不进去。我只是为了取得个记者资格才转系的。我的心仍在文学系——因此，常旷了新闻系的课去英文系旁听。斯诺帮我解决了这个矛盾。他说，文学同新闻并不相悖，而是相辅相成的。他认为一个新闻记者写的是现实生活，但他必须有文学修养——包括古典文学修养。我毕业那天，他和海伦送了我满满一皮箱的世界文学名著，由亚里士多德至狄更斯。他去世后，我从露易斯·斯诺的书中知道，他临终时，枕边还放羊萧伯纳的菱。斯诺教导我，当的是记者，但写通讯特写时，一定要尽量有点文学味道。
一九三六年当他晓得我给《大公报》所写的冯玉祥访问记被国民党检查官砍得面目皆非——冯将军的抗日主张全部被砍掉了，他立即要我介绍他去访问这位将军——不出几天，我就在报上看到日本政府向南京抗议说，身居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竟然向美国记者斯诺发表了不友好的谈话。
一九四四年，我们在刚刚解放的巴黎见了面。当时他是苏联特许的六名采访东线的记者之一。在酒吧间里他对我说，他在中国的岁月是他一生最难忘，也是最重要的一段日子。他自幸能在上海结识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他是在他们的指引下认识中国的。
三年年代上半叶，在西方人中间，斯诺最早判断抗日战争迟早必然爆发，而且胜利最后必然属于中国。一九四八年，他又在《星期六评论》上接连写了三篇文章，断言中国战后绝不会当苏联的仆从，必然会走自己的路。他这种胆识，这种预见性，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