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现代西方翻译

　　西方翻译的第六个大发展极端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二次大战后，西方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生产得到发展，经济逐渐恢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这是翻译事业繁荣兴旺的物质基础。由于时代的演变，翻译的特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时期的翻译从范围、规模、作用直至形式，都与过去任何时期大不相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首先是翻译范围的扩大。传统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文学、宗教作品的翻译上，这个时期的翻译则扩大到了其他领域，尤其是科技、商业领域。其次，翻译的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过去，翻译主要是少数文豪巨匠的事业；而今，翻译已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不仅文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从事翻译，而且还有一支力量雄厚、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队伍承担着各式各样的翻译任务。再者，翻译的作用也为以往所不可企及。特别是在联合国和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之后，西方各国之间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交往日益频繁、密切，所有这些交际活动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因为翻译在其间起着越来越大的实际作用。最后，翻译事业发展的形式也有了很大变化和进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兴办高等翻译教育，如法国、瑞士、比利时设有翻译学校或学府，英、美、苏等国在大学高年级开设翻译班（Translation Workshop），以培养翻译人员；（二）成立翻译组织以聚集翻译力量，最大的国际性组织有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国际译联"）以及国际笔译、口译协会和各国的译协；（三）打破传统方式，发展机器翻译。这第三点实际上是新时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自1946年英美学者首次讨论用计算机做翻译的可能性以来，翻译机器的研制和运用经过近四十年的曲折历程，已日益显示出生命力。它是对几千年来传统的手工翻译的挑战，也是翻译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目前，西方翻译事业仍处于第六次高潮之中；今后向何处发展，第六次高潮会持续多久，眼下尚难预测。

　　二、西方译论简介

　　西方翻译史的另一个侧面是翻译理论的发展。同其他的领域的活动一样，翻译并不依赖理论而存在，然而，翻译的实践总是引出理论并推动理论的进步，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他首次把翻译区分"作为解释员"（ut interpres）和作为演说家（ut orator）的翻译。西塞罗是从修辞学家、演说家的角度看待翻译的。所谓"作为解释员"的翻译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而所谓"作为演说家"的翻译则是指具有创造性、可与原著媲美的翻译。这样，西塞罗便厘定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从而开拓了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自西塞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史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accuracy）与不准确（inaccuracy）的问题向前发展。

　　继西塞罗之后，西方翻译史拥有一大批优秀的翻译理论家。他们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在古代，除西塞罗的直译和意译的两分法外，还有昆体良的"与原作竞争"和哲罗姆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之说；有奥古斯丁的《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和他的有关语言符号理论。在中世纪, 有波伊提乌的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和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有但丁的"文学不可译"论。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伊拉斯莫的不屈从神学权威、《圣经》翻译靠译者的语言知识和路德的翻译必须采用民众语言的人文主义 观点；有多雷的译者必须理解原文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字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究译作风格的"翻译五原则".在十七至十九世纪，有巴托的"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理论；有德莱顿的"直译"、"意译"、"拟作"的翻译三分法和翻译是艺术的观点；有泰特勒的优秀译作的标准?quot;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备的通顺"等翻译三原则，有施莱尔马赫的口译和笔译、文学翻译与机械性翻译的区分；有洪堡的语言决定世界观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理论；有阿诺德的"翻译荷马必须正确把握住荷马特征"的观点。在二十世纪，有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首先"需要从语言学方面来研究"、翻译理论由翻译史、翻译总论和翻译分论三部分组成的观点；有雅克布逊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的三类别；有列维的"翻译应为使读者产生错觉"、"翻译是一种作决定的过程"和加切奇拉泽的"翻译永远是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文艺翻译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文学翻译理论；有弗斯、卡特弗德的翻译在于"语言环境对等"的语言学翻译理论；有奈达的"等同的读者反应"和"翻译即交际"的理论。可以说，所有这些主要观点都是构成西方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另一个侧面说，西方翻译理论有主要由两条不同的线构成。一条是文艺学翻译线。这是一条最古老的线，从泰伦斯等古代戏剧翻译家一直延伸到现代翻译理论家（捷克的）列维和（苏联的）加切奇拉泽。按照这条线，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文学艺术，翻译的重点是进行再创造。理论家们除不断讨论直译和意译、死译与活译的利弊外，对翻译的目的和效果也进行了分析。他们强调尊重译入语文化，讲究译文的风格和文学性，要求译者具有天赋的文学才华。另一条线从古代的奥古斯丁延伸到二十世纪的结构语言学派，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它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对等的译文，并力求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产生这种语义上的对策。这两条线都各有其偏颇之处。文艺学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的目的和结果，从宏观上强调译文的艺术效果，不甚研究翻译的实际过程和语言的使用技巧问题，也忽略非文艺作品的翻译和文艺作品翻译中的非创造功能。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缺陷是，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学功能，忽略文艺作品的艺术再现，理论分析往往局限于单个的词、句子或语法现象，而忽略话语结构这一更为广泛的内容。直到最近十年来，随着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这种缺陷才开始有所修正。

　　从发展的趋势看，语言学翻译理论线已占据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主导地位。理论家大都一致认为，翻译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应用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应用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与语义学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又与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控制论、信息论等多种科学有关。必须看到，不论是文艺学翻译理论还是语言学翻译理论，它们乃是相辅相成的。翻译既不是在所有时候都是创造性、文学性的，也不是在所有时候都只是传递客观信息的。尤其重要的是，翻译理论的研究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以指导翻译实践、揭示翻译活动的客观的和内在的规律为其唯一的目的。否则，翻译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