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清时代

　　在明代的二百多年历史中，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的局面。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几部经书。但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直至清朝"新学"时期，我国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明代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测量法义》等书。清代的林纾（1852.11.8-1924.10.9）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翻译了一百八十四种西方文学作品，达一千万字以上。所译小说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林纾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译作删减、遗漏、随意添加之处甚多。但是林纾的翻译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学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严复（1954.1.18-1921.10.27）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他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898-1911）这三十年间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T.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A.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鸠（C.L.S. 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宾塞尔（H.Spencer）的《群学肆言》（On Liberty）、甄克思（E.Jenks）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等。严复每译一书，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常借西方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译书往往加上许多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鲁迅《二心集》），在参照古代佛经翻译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公元一八九八年出版）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有人因此认为严复偏重于"达"，把"信"、"达"相互对立起来。事实上，严复曾紧接着解释道："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所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说明严复并没有把"信"、"达"割裂开来，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为"达"也是为"信"，两者是统一的。但严复对"雅"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严复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也是"与其伤雅，毋宁失真"，因而译文不但艰深难懂，又不忠实于原文，类似改编。有人说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这个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严复重视译文文字润饰这一点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尽管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因时代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该标准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二者之中，信犹为重要。因此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着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旧瓶装新瓶，已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已不在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问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于公元一八九四年在他写的《拟投翻译书院议》中已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的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四、五四时期

　　"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的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在"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开始由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者鲁迅、瞿秋白等前辈介绍进来。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他和瞿秋白两人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应遵循的基本翻译原则。他译过许多俄国和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毁灭》、《死魂灵》等。他和瞿秋白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着原文的风资。"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顺而不信"而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当然，鲁迅这条原则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但与借此作挡箭牌的"硬译"、"死译"实无共同之处。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这于借直译作挡箭牌的"死译"也是丝毫无共同之处的。他们二人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都十分严肃，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九四九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译事业也得到了解放。从那时起，翻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迅速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翻译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进行工作，逐步取代了抢译、乱译和重复浪费的现象；

　　（二） 翻译作品质量大大提高，逐渐克服了粗枝大叶、不负责的风气；

　　（三） 翻译工作者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开展了批评于自我批评，逐渐消除了过去各种不良现象和无人过问的状况；

　　（四） 翻译工作者不仅肩负者外译汉的任务；

　　（五） 对翻译标准的认识日趋统一，有效的推动了我国的翻译工作。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通过认真的辛勤的翻译劳动，介绍和交流先进科技知识、优秀文艺作品以及民族文化，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断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