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安

杨绛先生最近出版了八卷本的《文集》，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我不能肯定，是否见过杨先生；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从未和杨先生说过话。但是，我虽然未曾亲炙教诲，却读过经眼的杨先生的文章，因此，我觉得离杨先生很近。她的文章清丽自然，纡徐不迫，怨而不怒。她的论文显露出一种“批评之美”，我可以引用斯塔罗宾斯基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他说：“批评之美来源于布置、勾画清楚的道路、次第展开的远景、论据的丰富与可靠，有时也来源于猜测的大胆，这一切都不排斥手法的轻盈，也不排斥某种个人的口吻，这种个人的口吻越是不寻求独特就越是动人。不应该事先想到这种‘文学效果’：应该仿佛产生于偶然，而人们追求的仅仅是具有说服力的明晰……”她的散文则是洗尽铅华，含芳吐秀，展现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风采，纯然一派大家气度，达到了白话文的极致。她的翻译有公认的评价，不容我在此赘言，但是我在她的文章中仿佛看到了她的秘密，这篇文章就是收在《杨绛文集》第四卷中的《翻译的技巧》。

谈翻译的技巧，可以写成一本或几本十数万言或数十万言的著作，此类著作，我们见过的，就有好几种。可是在杨先生，区区万把字，就把这么复杂的问题说得一清二楚，确实是出于经验，有感而发，切中肯綮，搔着了痒处。不靠空话撑腰，全赖经验打底，一种翻译的理论贯穿其中，看来杨先生的秘密，就在“平实”二字。平实，即谓心态平和，作风老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翻译是一门实践的学问。什么是翻译？杨先生说：“把原作换一种文字，照模照样地表达。原文说什么，译文就说什么；原文怎么说，译文也怎么说。”如此通达的看法，其实并不“是翻译家一致承认的”，不是有的资深翻译家就认为翻译是“美化之艺术”吗？“说什么”和“怎么说”，是一切表达的目的和途径，抓住了这两点，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杨先生说：“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须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原文的弦外之音，只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法。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这里的关键词是：“不可有所增删”，“不可走样”和“照模照样”。“一仆二主”，一个仆人同时伺候两个主人，左边要对作者忠实，右边要对读者尽责，既不卑，又不亢，对于所传递的东西既不添枝加叶，又不缺斤短两，他不因心态的失衡而有意无意地偷运自己的私货，难矣哉！有的译者，生怕读者不够聪明，理解不了原文的“弦外之音”，于是急匆匆地赤膊上阵，现身说法，把原作者精心设置的弦一根根挑破，其结果是弦外之音不在了，原本是一个带着面纱的美女，以她神秘的微笑吸引着读者，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无遮无盖的大美人，经不住读者再三地端详。如果译者理解错了呢？所以，杨先生告戒说，弦上才能传出弦外之音，译者不能用自己的话说出作者含蕴未吐的意思，译者要保留原来的弦和原来的字句，“照模照样”地传达出原作的内容、风采和神韵。弦之不存，音将安在？变动字句，何来含蕴？这就是翻译，读者通过译本不但可以了解异邦的风土人情，而且还可以体会异邦的特殊的表达方式。一本外国的书译成中文，中国的读者能够理解并且欣赏而不误以为是中国人的著作，保持异国情调而不杆格难入，这才是好的翻译。

动手翻译，第一个问题就是以句子为单位，还是以段落为单位。杨先生说：“翻译得把原文的句子作为单位，一句挨一句翻。”“但原文的一句，不一定是译文的一句。”我前面说，杨先生的秘密，就在“平实”二字，那么，这“一句挨一句翻”，就是“平实”二字的精髓，这“原文的一句，不一定是译文的一句”，就是精髓的血脉。翻译以句子为单位，前人曾经说过，但是“怎样断句，怎么组合”却鲜有人给予清晰的解说。义足为句，中外皆然，惟长短有别矣。把断句组合成完整的句子，且“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从不由自主的束缚到经过“冷却”的重新组合，杨先生是这个循环操作中的高手，她的经验值得我们珍视。断句可能离原文远了，可是重组以后的句子却离原文近了，由句子而段而章而篇，全文岂能不信？这里杨先生又指出：“尤需注意的是原文第一句里的短句，不能混入原文的第二句；原文第二句内的短句，不能混入原文第一句。原文的每一句是一个单位，和上句下句严格圈断。因为临近的短句如果相混，会走失原文的语气和语意。”这是具体而微的、活生生的经验！有人以段落为翻译的单位，这就难免走入意译一途。直译意译之争，其来久矣，杨先生岂能不知？不过她以“不大了解什么叫意译”一句话把这场争论轻轻地打发掉了。如果译者认为可以得意忘言，离形得似，随意用自己的话语置换原文的词句，杨先生对此态度十分明确，语气十分坚决：“我认为译者没有这点自由。”因为“那不是翻译，是解释，是译意”。以句子为翻译的单位，可以尽可能地贴近原文，避免走失语意，阻断文气。曾经有人请汉语高手润色译文，充当我国古代佛经译场中“笔人”的脚色，“结果译文通顺了，但和原文不拍合了。”对此，杨先生是明确反对的。

“选择最适当的字”，是断句重组、连缀成章的关键，因为没有适当的字，就不能把原文的意思“如原作那样表达出来”。文章的意思，语句的色彩，甚至感情，大半靠用词，而这里的词指的是“普通文字”，惟普通文字需要调度而又“最不易调度”。所以，杨先生说：“译者需储有大量词汇：通俗的、典雅的、说理的、叙述的、形容的等等，供他随意运用。”否则，“那些文字只陌生生地躲在远处，不听使唤。”用词之难，最易引起争论，有人以为，无论何时何地，用上最响、最亮、最华丽的词，就是最好的翻译，就是文学翻译，他的译作也就成了“翻译文学”。其实，文学语言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恰当”。该俗的俗，该雅的雅，惟恰当是求。严复论翻译之难，标出“信达雅”三字，如果以“恰当”解雅，则“信达雅”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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