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的标准

不少翻译家对翻译的标准都提出了要求。有了翻译标准，评判译文的正误优劣才有依据，在翻译过程中才能目标明确、取舍有据、少走弯路。那么什么是翻译标准呢，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百家争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国清代翻译家严复于1898年提出了著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历经百余年，至今仍广为引用和研究，足见其影响深远。严复的“信”，是指“达旨”，主张译文应忠实于原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以求原意明显；严复的“达”，是要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而他的“雅”，则是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的古雅。后来的翻译理论家都各自给严复的三字翻译标准赋予新的内涵。多数人认为“信”是忠实原意，“达”是通顺流畅，“雅”是保持原文的风格。这就赋予“信、达、雅”翻译标准新的内容和要求。

傅雷在总结了严复以来我国的翻译经验之后提出翻译应“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

钱钟书则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英国翻译家泰特勒于1790年在他的《论翻译的原理》一书中也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

1. 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

2. 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

3. 译文与原作同样流畅。

张培基先生提出可用“忠实、通顺”四个字作为翻译标准。忠实不但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还指保持原作的风格。通顺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流畅地道。如果不考虑表达是否通顺，只注重内容的忠实，常会导致译文失去原作风采甚至使读者看不懂；另一方面，如果牺牲内容而追求表达方式的华丽，则无法传达原文信息。二者都不能说是完美的翻译。在不能兼而有之的情况下，译者应首先照顾忠实的要求。

要达到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是不容易的，但应当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实践证明，我们只能要求译文和原文“等值”，而不能要求完全等同。按照奈达的理论，绝对一致的翻译是不存在的；译者寻求的应当是“对等语（equivalence），而不应是同一语（identity）； 理想的翻译是在译入语中找到最切近的对等语。绝对忠实只是一个梦想，是极难办到的事。翻译只可能尽量忠实准确地用译文形式把原作的思想内容、风格、神韵等再现出来，尽可能使译文读者的感受和反应与原文读者的感受和反应基本一致。

1．理解

2．表达

3．校核

奈达认为更准确地反映出好的翻译的实际过程是：（１）分析：从语法和语义两方面对原文的信息进行分析；（２）传译：译者在脑子里把经过分析的信息从原语转译成译语；（３）重新组织：把传递过来的信息重新加以组织、使之完全符合译语的要求。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过程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是信任，相信所译的是一部言之有物的作品；第二是进攻，理解明显地带有进攻性，译者把意思俘虏过来，满载而归；第三是吸收，吸收的程度不同，有完全归化的、有显得生疏的，都会影响译语的整个结构；第四是补偿或恢复，第一步的信任使译者失去平衡，真正的翻译必须恢复平衡。

加切奇拉泽认为，翻译过程始于努力想象作者作品中反映的东西，使用作者可能没使用的文词来表达，甚至用读者或听众能懂的语言再现原作的艺术真实。

巴尔胡达罗夫从语言学观点出发认为，语际的综合处理便是从语言学意义上的翻译过程，因而提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

（董史良《中国翻译词典》）

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他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这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子剜眼睛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

（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