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疑银行巴不得取消我们的房屋赎回权，因为我们只差一点就能还完贷款了。”费雷曼说，“这样做显然对他们更有利。”最终，弗雷曼夫妇证明他们能够按期偿还贷款。据费雷曼计算，迄今为止，他们已经为房子付出了16.3万美元，房子的原价不到这个数字的1/3。而房子差点就被银行收走，如果那样，16.3万就等于完全打了水漂。在过去3年，美国有超过400万所房屋被银行收回。费雷曼说，“情况变得非常糟，在铜的价格下跌前，人们闯回被收走的房子，剥下电线卖钱。”

　　那么，美国梦的未来是什么？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斯受世界银行邀请，就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这个课题，领导一项为期4年的调查。斯宾斯承认他已经感到不详之兆，像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一样，他认为“大停滞”是严重的美国身份危机。

　　多年来，这个问题被廉价债务部分掩盖起来。银行不断鼓励中产阶级美国人抵押房子贷款或者动用退休基金，因为他们认为不动产和股票价格永远不会跌下来。这一观点得到了半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认同，这其中不包括斯宾斯。但是，现在，轻易到手的钱变成了沉重的债务。老人不得不推迟退休。大学毕业生不得不搬回家和父母住。

　　人们的愤怒导致这个经济问题日益政治化。“对于美国的未来，我有一种痛苦的预感，”斯宾斯说，“当人们失去了乐观情绪，情况会激化。我最担心的是美国会变得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一个极端不均等的社会很可能从民粹主义转变成保守主义，致使理性政府越来越遥远。看看茶党。人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虽然我不赞同他们的解决办法，不可否认的是，多数茶党成员是默默地忍受了长期煎熬的中产阶级美国人。”

　　斯宾斯承认，他的说法有些极端、夸大。他承认美国可能依然将保持其傲视全球的技术创新能力。多数经济学家不像斯宾斯那样悲观。但是，在普通美国人中，他的悲观情绪得到了最大回应。“对于美国人而言，对未来满怀悲观是一种全新的情绪，完全不符合美国特色，”斯宾斯说，“但大多数人对自身状况的认识远远超过经济学家。”

　　偶尔，弗雷曼夫妇会邀请他们的邻居到他们家聚餐，喝啤酒，吃康妮拿手的家乡菜。康妮和费雷曼体现了最佳美国精神，两人都是社区活跃分子，他们会帮邻居铲雪，志愿参加学校活动，给少年棒球队当教练。

　　这样做需要乐观精神。但是，在过去几年里，弗雷曼觉得他的乐观情绪已经耗光了。“大概是在18个月前，我们最终意识到，情况无法改观———我们不能依靠积蓄退休。”康妮说，“至于安迪，”她提到她那个害羞但极有观察力的儿子说，“他的未来让我害怕。目前的状况对年轻人已经很糟，何况是患有自闭症的孩子？”

　　当我问他们，美国梦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费雷曼看上去很沮丧。“它不是个梦，”他回答，“我很不愿听上去像那些茶党人士，但我确实希望找回我的国家。但我觉得这似乎不太可能。”他让我想到了去世的美国喜剧大师乔治·卡林的名言：“它之所以叫做美国梦，是因为你得睡着了才会相信。”

　　据说，安迪小时候，卡拉O K极大地改善了他的病情。我问他是否仍然爱唱歌。费雷曼和康妮的脸上立刻有了光彩，“你该去俱乐部听他演唱。”康妮说，“他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安迪走进院子，我问他是否愿意唱一首。他立刻唱起了70年代百老汇舞台剧《梦幻骑士》中的一首歌曲《不可能的梦》。他的演唱完美无瑕，他选择的歌曲又如此地恰当：

　　“做不可能的梦，反抗不可击败的敌人，承受无法承受的痛苦，涉足勇者不敢涉足的地方。纠正不可纠正的错误，摘取遥不可及的星星。这是我的追求：追随那颗星，无论多么绝望、无论多么遥远。”

　　这是只有在美国才能体会的时刻，当安迪停止演唱，我转身面对费雷曼和康妮。他们突然陷入了罕见的沉默。